歌剧《边城》：沉静与厚重的文化气韵

• 2023-03-08 08:55:49 来源：光明日报

歌剧《边城》：沉静与厚重的文化气韵

原创歌剧《边城》由中央歌剧院出品、根据作家沈从文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，女高音歌唱家雷佳饰演主人公翠翠。

小说《边城》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，沈从文于1931年着手写作此书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们想到湘西，脑海里就会有一个等候在渡口的小女孩——翠翠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经典小说改编成戏剧，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，最大的难度在于小说的美学高度很难通过文体转换得以全然实现。歌剧《边城》要在舞台上呈现文本内在的神韵和真性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这部歌剧的艺术总监、主演、女高音歌唱家雷佳说，她一直怀着一个坚定的梦想，就是把《边城》搬上歌剧舞台。她希望“边城”从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走向舞台，成为另一座为人们所向往和沉醉的戏剧中的“边城”。

作曲家印青使该剧成功地实现了文学性向音乐性的转换。音乐就好像是从文学的字里行间生长出来的，整部作品的乐思完整统一，旋律感人至深，民族音乐元素的化用恰到好处。以宁静淡然冷观世间残酷，是沈从文小说独特的美学气质，音乐把读者阅读小说时感受到但无法言说的那种优美、惆怅和内在的悲剧性张力表达了出来，在总体优美的风格中透出内在戏剧性冲突和对抗性张力。

序曲中翠翠的主题和命运的动机，与沈从文小说开端的题记有着天然的契合；表现龙舟竞渡时热烈明快的合唱渲染了湘西淳朴的民风民情；个性迥异的天宝和傩送为爱而歌，刻画了青春心灵的淳朴、激情和矛盾；抢滩的悲壮和牺牲呈现了生存的残酷……据印青回忆，为了创作好这部歌剧，早在2014年中央歌剧院就组织主创人员赴湘西采风。他在那里听到了许多原生态的土家族、苗族的音乐和民歌，这些令人心动神摇的音乐和民歌给予他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的灵感，使他把可视的“边城”变为可听的“边城”，呈现出沈从文笔下那个自然的湘西、诗意的湘西、永恒的湘西。

小说《边城》是波澜不惊的，从表层叙事来看几乎没什么冲突，但是戏剧或多或少需要冲突，何况四幕结构的歌剧，有情节发展的戏剧性要求。还要顾及独唱、重唱、合唱的音乐结构和艺术特性。编剧冯柏铭抓住了“现实”与“命运”的戏核，在“现实的境遇”和“命运的轮回”中设计出戏剧发展的主线和副线。并在翠翠生活的情节主线之外，开拓出了一个“心理的空间”和“梦的空间”作为副线展开的基础。这是小说所没有的，却是符合戏剧美学特性的高明的创造。同时在思想的表达上，因为抓住了翠翠和母亲两代人命运的相似，使得轮回和宿命的悲剧性得到了强化。

明代潘之恒在评论演员的品格和艺能时曾有“以其闲闲而为超超”之语，我以为雷佳塑造翠翠，就达到了“以其闲闲而为超超”的艺术境界。什么是“以其闲闲而为超超”？闲闲，从容自得的样子；超超，就是不流俗、超然的样子，形容演员以从容自得进入一种无法言传的高妙。剧中翠翠的咏叹调几乎占了独唱的一半，其挑战和难度可想而知。特别是外公死去后翠翠想要在湍急的河流中拉回外公的表演，雷佳在激烈的外部形体动作中依然保持声音的稳定，能做到“以其闲闲而为超超”，风姿绰约，行止得体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。要塑造一个13岁的女孩子，很多演员会往小里“装”，从外部的形体和表情按照儿童剧来刻画，但是雷佳塑造翠翠没有采用这样的表演方法。她追求的是“肢体的淳朴”和“内心的童真”，准确地把握了一个苦孩子努力使自己成长，尽可能让自己像大人一样处事的心理和状态。作为相互照应的两条情节线索，雷佳在仅有的几场戏中还扮演了翠翠的母亲，她准确地刻画出湘女“痴情而坚贞”的性格。

沈从文小说的笔法有着非常冷静的视角，淡化主观情绪的融入，他用一双冷静的眼睛静观尘世的美好与丑陋，光明与黑暗，纯净和肮脏，显露出一种“素面相对”的生命姿态和“超然物外”的叙事视角。歌剧《边城》的导演王晓鹰以极大的克制和控制力，以极为简洁的导演的调度，将整部作品的风格控制在含蓄蕴藉之中。在貌似平静中刻画出了惊心动魄的内在冲突，把握住了沈从文文学的美感特点。

“诗化意象”是王晓鹰创作话剧、歌剧、戏曲等不同形态的戏剧的密钥。在歌剧《边城》中，王晓鹰抓住了“渡船”的核心意象，将人物的身份、命运的处境、危险性的隐喻，以及具有解脱意义的彼岸凝聚在“渡船”这一核心意象，以“命运激流中的一叶小舟”作为诗化意象统摄全剧，展现了《边城》深刻的悲剧性，即“人的无力”，人对于命运和所处的历史情境的无力感。剧中，所有人对于命运都呈现无力的状态，这就是《边城》的悲剧性所在。最终，翠翠在渡口等待傩送回来，成为凝结在文学中的一个沉重的形象，不确定性的“等待”成了人生的全部。翠翠的命运展现了永恒的时光中人类的普遍处境，它寄予着艺术家深切的悲悯和同情。

歌剧《边城》呈现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气质，画中有戏，戏中有画；戏画合一，诗画合一。我以为这部原创歌剧呈现了对两种民族精神的把握：“情的坚守”和“生的奋斗”。导演用女性的“守侯”和男性的“抢滩”构筑出两种民族精神的张力。它启示我们，中国气象可以是豪迈的，也可以是婉约的；可以是奋进的，也可以是从容的。“错彩镂金”和“出水芙蓉”都可以代表中国气象。因此歌剧《边城》这样的作品同样呈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坚韧和隐忍，同样呈现沉静和厚重的大国气象。

（作者：顾春芳，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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